（一）行政法介入私法自治领域的方式 1.直接介入。
要把行政审判工作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客观地评价行政审判工作，不能单纯以案件数量来考量工作业绩。要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探索总结化解行政争议的新方法新机制，如建立和完善诉求表达机制、便民机制、风险评估机制、协调和解机制、互动联动机制以及环境改善机制等，整合各种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更好地化解行政争议。
它以化解官民矛盾为职责，以国家司法强制力为后盾，裁决具有终局性，这种强有力的外部保障监督机制，较之于内部监督和其他社会管理手段有着独特优势。由于出庭不是行政首长的法定义务，需要通过完善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的互动机制实现。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经常强调，人民法院审理每一起案件，出台的每一个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都是参与社会管理的具体实践，都要从有利于弘扬良好风气、有利于树立正确导向、有利于维护稳定和谐出发，研究采取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使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成为教育群众遵纪守法、维护良好社会管理秩序的生动实践。要在推动化解行政争议工作在司法观念上有新思维、在为人民司法上有新思路、在为大局服务上有新作为、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上有新办法、在推进法制政府建设上有新成效、在机制创新上有新进展、在推动官民矛盾的实质性解决上有新措施，为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当前，社会管理的重点和难题集中在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诸多领域，涉及到多类政府部门和行政许可、处罚、裁决、规划等多种行政行为，针对管理相对人权益保障的公平性，对普通过失、一般违法以及犯罪的把握和处理程度、方式的差异性，必然引发大量行政纠纷。
从国家产生后，人类社会的管理模式经历了由行政权绝对主重要的作用。1.推行行政审判年度报告制度。[12] （二）基于公民德性的共和主义模式 在共和主义看来，以消极自由和权利观念为基础、信奉国家价值中立的基本权利-政治国家框架，应为现代国家的公共性危机负责。
4.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宪法价值体系 在文本上，现行宪法清晰而全面表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主要内容：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45]前引[7]，哈贝马斯书，第583页。这一目标作为建国哲学和主权法理的观念抽象，以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发挥着社会整合和个体规训的功能。他把现代社会失范的症结归结为，在国家与个体间缺少一个能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机制。
按照现代话语，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赋予国家正当性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算对国家的道德规训。另一方面，好生活的标准已经由宪制结构固定下来，但仍然存在执行者如何理解的问题。
与价值中立的国家观念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有鲜明的国家目标。在宪法的叙事中，这种命运关联被建制化，并试图以常态化的制度体验，生发出关于同一性的多重想象。社会冲突本质源于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无法绕开价值争议，掺杂价值争议的社会冲突，更是棘手。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社会仍以主体性的价值多元面向存在。
[1]价值一元论排斥了文化多元，国家主导着文化发展和道德判断权。因此，消除此种误解，首先须澄清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文明何以生成，进而在规范逻辑上对其间所蕴藏的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宪制结构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方有从天上降到地上的后续实施结构。况且，所谓国家教化，如果被简单视为国家对民众的自上而下道德教化，那么实际上将国家视为高高在上的道德权威，这就自然与作为现代性本质的反权威心态相抵触。二是承认民族差异前提下的为维护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协商（宪法序言第11自然段）。
现行宪法则对多元文化并存及其相互协商进行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为两种对话承认结构：一是不同阶层在爱国统一战线平台上的政治协商（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这是实施宪法第24条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效果彰显。
[37]参见张汝伦：《作为政治的教化》，载《哲学研究》2012年第6期。二是对话协商的主权定位，前置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载体的民主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将协商嵌入代议过程的宪制安排。
（一）宪法精神文明建设规定的历史脉络 精神文明建设是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系统提出的。宪法序言和总纲中明确了党的领导、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这一主权结构的实施机制，包含群众路线、民族团结和政治协商三种制度方式，其功能是主权意志的制度化整合。不过，对这一主张的批评也应值得重视。（二）中国宪法精神文明规定的混合结构 从宪法文本内在的结构来看，目前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宪法规定似乎兼容比较学说所提炼出的三种模式，既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文化发展总目标，强调国家对公民的道德教化，设置以提高对国家责任感为指向的公民宪法义务，也隐含不同阶层、民族、宗教信仰的对话承认结构，同时采取了基本权利-政治国家的宪法框架，从而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混合性规范结构。经由家庭道德和职业伦理濡化的个体，在作为主权者内在构成时，就为群众注入了作为价值主体存在的积极公民精神，从而为主权协商导入厚重的社会实在基础和充足的精神动力，彻底摆脱空洞的主权法理言说。在持这一心态的人看来，这种主张无疑可获得宪法第24条第二款的支持。
二是总纲第19-23条的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条款，对应于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宪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在根本法意义上以明确的方式将其表达出来。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亦作为个体社会化的第一阶段。在此应然逻辑下，个体道德自主、社会核心价值与宪法价值体系，在宪法制度平台上形成了具有耦合关系的国家教化统一体。
1982年颁布的现行宪法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确认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这一重大目标调整。它先入为主地将国家所主张的价值观臆断为依托权威而为的道德自我生成和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完全漠视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中国家与个体的各种连接机制，以及国家主导价值观的生成机理，自然也就忽视了国家依托民主代议机制对公民个体意识的聚合功能。
因而，公民德性绝非道德自主的泛化话语所能涵括，而是在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中不断生长，并动态性地汇聚生成共同道德意志，在此基础上通过体系化的理论归纳，形成意识形态。从国家与公民的主体结构来看，呈现出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实施的结构特点，在形式上似乎有一定的国家对公民进行单向道德要求的特点。[25]《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一)——王汉斌访谈录》，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14]要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就必须通过法律、习俗、公共服务、各种形式的公民教育途径等方式，引导人们对公共利益作出优先选择，培养公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爱国主义）。
以此观之，宪法第24条似乎仅具有宣示意义，其规范性和实践意义有所缺失。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1页。
作为回应，实证主义法秩序借助于功利原理设定普遍规则，将法律主体与道德人相分离，实现了去道德化的形式中立，从而也就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指向，由此构成了价值多元时代的秩序整合和共识凝聚机制。应当注意，现行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并非另起炉灶。
依循这一逻辑展开的精神文明建设路径，是符合现代法治原理的精神文明建设之道，公民教化内在地蕴藏其中，由文明所引领的现代社会宪法秩序机理也由此彰显。它一方面需要从经典的宪法学说与制度框架中汲取更为厚重的思想资源，从而避免价值先验所致的狭隘对立，并提炼可资借鉴的规范性制度结构。
[26]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以下。[13]参见前引[7]，哈贝马斯书，第667页以下。[36]列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页。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1版。
在家族-国家-天下的传统伦理结构解体后，作为替代的国家-社会-个体现代伦理结构，在市场化转型的当下，始终难以寻觅到一个可以让个体与国家彼此依靠的价值契合点。同时，这一规定是对特殊历史条件下实践的制度反思。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中国宪法在文化领域的基本原则表达，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目标价值。尽管宪法第24条无法体现权利义务的明晰性和直接适用性，但国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的设置，可视为对应于宪法序言第7自然段文明宪法价值目标的制度安排，表明其在建设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程中的积极义务。
而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又建立在共同体成员履行其对共同体义务的基础上。因此，阐明基本权利-政治国家框架的规范逻辑，使其前接作为主权者的文化差异主体的对话协商结构，后承国家在公民教化和社会道德引领中之使命，从而赋予人民-国家-公民国家教化结构的实质内涵，可作为实现国家治理客观化和权利化的宪制结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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